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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國文說唐(書號:1177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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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認卷(ZC) 唐朝的不死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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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上層社會,服長生之藥,求不死之風甚盛。

人豈有不死之理,但不想死之心,人皆有之。明知其絕不可能,可冇有一個人碰到這種長壽可能性的時候,會放棄的。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謬,也不肯與其失之交臂。即使科學發達至今天,不也有過這種功、那種功,弄得一幫愚民膜拜崇信,成為現代白癡嗎?

何況,一千年前的唐朝?

在中國,怕也不隻是唐代,有錢的、有名的、有權的、有勢的,日子過得滋潤得不行的那些人,以及冇錢的、冇名的、冇權的、冇勢的,日子過得不那麼舒坦快活,而在孜孜奮鬥、期冀改變的那些人,都在千方百計地尋丹覓藥,延年益壽,爭取不死。

再則,最好的死,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。於是,可想而知,唐朝人吃不死藥,比當代人吃補藥的積極性高上十倍,不以為奇。當時的長安,恰逢盛世,人們自在得簡直不知所以,便想辦法要長久地快活,想辦法能取得長久快活的靈丹妙藥。於是,來自西域南洋的胡僧,來自道教名山的方士,最吃香,因為他們能煉不死神藥。皇帝下帖誠邀,名流登門求教,官員趨前問候,小民望風追隨。有一個名叫“那羅邇娑寐”,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高僧,是從印度尼西亞的婆羅門島,渡海來到大唐的,那就更是不得了。最後,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級醫藥顧問一職,負責監製禦用的長生不老之藥。

在中國曆史上因服用這種不死藥而死的皇帝,曆代都有,唐朝尤盛,李世民就是一個。就是他在太極宮的金飆門,為這個基本上為騙子的高僧建造了一座煉丹的沖天爐,白天火光熊熊,夜晚耀如白晝。

同是洋人,這個“那羅邇娑寐”,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胡僧,可比當今瑞典科學院專管諾貝爾文學獎的院士來到中國,要神氣得多,牛皮得多。人稱“天可汗”的萬世之尊,親下丹墀,合十禮敬。因為這位外國和尚,能讓你不死,活八百歲,活一千歲,能讓你與你的重孫子,一塊兒再娶媳婦,能讓你與你的灰孫子,一塊兒重做新郎,那是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的福氣啊!至於攜重金而來華的洋院士,相比之下,那諾貝爾獎的區區五十萬美金,就不免有點赧顏了。

唐朝的不死藥,種類繁多,係統不一,方劑互異,用藥有彆,冶煉炮製的方法手段,也各有各的高招,通常都秘而不宣,若像做豆腐、炸油餅那麼簡單,那些賣野人頭的胡僧,那些推銷狗皮膏藥的方士,還能騙誰去?這也是時下文學界經常被幾個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,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。這也不稀奇,自有人類,就有騙子,正如蓋了房子,人住進去,必然會有耗子、蟑螂一樣,是不受時間控製和空間影響,是防不勝防的。

唐朝的不死藥,大致有兩個來源,一是魏晉時文人服用的五石散;一是域外傳進中土的煉丹術。有一位名叫高羅佩的荷蘭人,在他的專著《房內考》中,認為有關長生不老之術、永壽不死之藥,無論在印度的,還是中國的古老性文化裡麵,都是作為與房中術(Sexology)相關聯的一門學問。

而無論什麼事情,一落到中國的犬儒主義者手裡,好的變成壞的,壞的變成更壞的,學招變樣,偷換概念,形同實異,荒腔走板。狸貓換太子,化嚴肅為粗鄙;土豆當天麻,掛羊頭賣狗肉;認真求實,被油腔滑調代替;嚴肅高尚,被市儈侏儒嘲笑。《淮南子》曾雲“橘逾淮為枳”,而經這幫王八蛋搗弄折騰,過了淮水,橘就變為驢糞蛋,為屎殼郎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因此,在李唐王朝,彆看成了一個不死藥的氾濫成災的世界,其實,更是一幫騙子興風作浪、得其所哉的世界。尼采說過,上帝要你滅亡,先讓你瘋狂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藥,為之命喪黃泉者,不知幾許?其中包括帝王,包括詩人,但冇有一個清醒的人站出來喝止這種狂熱,一直到唐亡以後,不死藥纔在中國基本絕跡。

這就是說,人要是愚執不悟到底,必然出現蠻可怕的精神症狀。就看神勇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時,堅信刀槍不入,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頭;就看近些年來,這個功或那個功的信眾,唸經除病,坐地昇天,吞符作法,頂禮膜拜的死不改悔,便可領教了。一千年前唐朝人,對不死藥的虔信不疑,堅定不二,死也要吃,吃死不悔的鐵定了心,你能說些什麼呢?

唐太宗都吃的呀!武則天都吃的呀!據清人趙翼在《廿二史劄記》裡說,“惟武後時,張昌宗兄弟,亦曾為之合丹藥,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,則武後之餌藥之可知。然壽至八十一,豈女體本陰,可服燥烈之藥,男體則以火助火,必至水竭而身槁耶?”不知道這種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說法,是否具有某種科學道理,但唐王朝最傑出的這兩位男女,都在為他們的子民率先垂範,所起到推廣宣傳的作用,能不教全體公民追隨領袖,步其後塵嗎?

所以,唐朝吃不死藥,幾乎成為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。

在服藥而死的人當中,最令人噴飯的,莫過於在代宗朝,曾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,在德宗朝,曾為檢校工部尚書的李抱真了。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藥而死的最為典型的人物了。

李抱真到了晚年,“好方士,以冀長生”(《舊唐書·李抱真傳》)。一個名叫孫季長的江湖騙子,投其所好,登門兜售其不死之藥。說,隻要服了他煉出來的金丹,短期內可以祛病延年,久服後必然成仙昇天。這等絕頂的荒唐,李抱真竟被蠱惑得深信不疑。遂邀他入幕為賓,禮敬備至。給他發高薪,配助手,還撥出大批銀兩,供他建爐燒丹。結果弄得滿院子煙燻火燎,雲纏霧繞,以致居宅所在街坊,籠罩在一片烏焦巴哄的難聞氣味之中,路人皆掩鼻急走,不敢停留。

這位留後,這位工部尚書,卻興奮至極。因為,對他而言,不死已不是問題,而他要關心的是要得道成仙,指日昇天,與大家要再見的事情了。見到同僚平輩、部屬下司、親朋好友、左鄰右舍,來不及地珍重道彆,因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,他要昇天了:“此丹秦皇、漢武皆不能得,唯我遇之,他年朝上清,不複偶公輩矣。”那意思是,他要先行一步,再也見不到諸位了。

據《舊唐書》,此人先後一共“服丹二萬丸,腹堅不食”,最後,服到隻有進的氣,冇有出的氣,服到如同死魚缺氧一樣直翻白眼。至此,“不知人者數日矣!”全家束手無策,隻好準備辦後事。有一個道士叫牛洞玄者,出了一個惡招,死馬權當活馬醫,“以豬肪、穀漆下之。”豬肪者,即豬油,穀漆者,即瀉藥。經灌腸潤滑,加之峻瀉藥物,積痞排泄出去,纔算緩過氣來,睜開眼睛,略曉人事。

但那個江湖騙子卻跑來對他說,眼看成功在望,翩然飛昇,大人你怎麼能半途而廢呢?這個白癡,想想在理,怪罪家人救活了他,反而更為增加藥量。結果,“益服三千丸,頃之卒。”這回,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。

人,怎麼能不死呢?不過早晚而已。可一根筋到底,堅信服了不死藥就會不死,你對這等傻B,隻有敬謝不敏。但是,一個人,兩個人,這樣瘋瘋癲癲,隻不過是飯後茶餘的新聞。可在唐朝,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,整個社會,都這樣瘋瘋癲癲,以致服藥成為時尚、時髦、流行、新潮,那可就當真是病態,當真成問題了。

風氣這東西,看不見,摸不著,對社會而言,風氣一旦形成,會產生正麵效應,也會出現負麵效果。好的風氣所至,如春風化雨,潤物無聲;壞的風氣所至,如汙泥濁水,不堪收拾。一般來說,良好的風氣,向上的風氣,循循善誘、使人心理健康的風氣,潔淨自好、懂得禮義廉恥的風氣,都是腿短的,很難推廣,更難實行。相反,浮躁的風氣,邪惡的風氣,推波助瀾、製造盲動混亂的風氣,薄倖讒險,絕不與人為善的風氣,總是不脛而走。隻要蠱惑起來,煽動起來,前麵有人帶頭,後邊一定就有起鬨架秧者流。接著,像滾雪球似的,一股奈何不得、邪乎得厲害、足以裹挾一切的力量,有時真會攪得天下不寧,日月無光。

說起唐朝的不死藥,領風氣之先的,不是彆人,正是這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!

這顯得有點滑稽。一位英主,一位明主,一位封建社會中稱得上為樣板的帝王,他知道服藥不對,求仙不對,他當然更知道人總是要死的,不過是死得重如泰山,還是輕如鴻毛的分彆而已。這位大政治家、大軍事家,卻選擇了比鴻毛還輕的讓人笑話他、蔑視他、看不起他的死法。服那位名叫“那羅邇娑寐”或“那羅邇婆娑”的、來自印度尼西亞婆羅門群島的南洋高僧所煉成的金丹,而一命嗚呼。

舊時的曆史學家,編撰正史的史官們,哪敢如此直書乾陵毒斃的死因,那是大不敬呀!要知道,皇帝永遠是對的,這是絕對真理。即使陛下錯了,也是錯得偉大光榮,錯得英明正確的。可要是隻字不提吧,為史官者,又覺得憋悶,又覺得對不住曆史。

於是,《舊唐書》的作者,含著骨頭露著肉,在《太宗紀》裡不痛不癢地說了一句,“貞觀二十二年五月,使方士那羅邇娑寐依於金飆門,造延年之藥。”在《郝處俊傳》裡拐彎抹角地又說了一句,“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,征求靈草異石,曆年而成,先帝服之,竟無異效。大漸之際,名醫莫知所為。時議者歸罪於胡人,將申顯戮,又恐取笑狄夷,法遂不行。”在《憲宗紀》裡額外補充地說了一句,“李藩亦謂憲宗曰,文皇帝服胡僧藥,遂致暴疾不救。”這樣,總算讓我們在這位大人物頭頂上閃亮炫目的光環裡,看到一個其實也並不怎麼樣的晦暗缺口。

也許上帝不給人百分之百,也許我們不該求全責備,也許,瑕不掩瑜,這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係。還是儘善儘美的天可汗,還是永垂青史的貞觀之治,這是毫無疑義的。但要聽他公元628年(貞觀二年),在禦前會議上的一次極其冠冕堂皇的訓話,與他本人實際上的所作所為,你就會覺得他的偽善,表演得不免太過分了。他說:

神仙事本是虛妄,空有其名。秦始皇非分愛好,為方士所詐,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,隨其入海求神仙。方士避秦苛虐,因留不歸,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,還至沙丘而死。漢武帝為求神仙,乃將女嫁與道術之人,事既無驗,便行誅戮。據此二事,神仙不煩妄求也。(唐·吳兢《貞觀政要》)

若以這些記錄在案的話,你不能不承認李世民,具有相當程度的唯物主義觀點,和相信科學、破除迷信的進步思想。還頗有一點反權威的精神,敢於對秦始皇、漢武帝發難。可據《資治通鑒》,這位陛下,卻是一直冇有斷了服種種延年益壽、壯體強身的不死藥。

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,崩。上(李世民)將往哭之。房玄齡以上疾新愈,固諫,上曰:“高公非徒君臣,兼以故舊姻戚,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?”帥左右自興安門出。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,聞上將至,輟哭,迎諫於馬首曰:“陛下餌金石,於方不得臨喪,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!”上不聽,無忌中道伏臥,流涕固諫,上乃還入東苑。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

看房玄齡和長孫無忌兩位臣下的堅定態度,這種因服藥而有所禁忌的乾預,既不是第一次,也不是最後一次。而且,還由此判斷,唐太宗服的藥,是中國古方,當為發軔於漢,濫觴於魏晉,至南北朝,至隋而氾濫,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“五石散”。

讀魯迅先生的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》,我們知道,服了這種藥以後,痛苦難耐,非常人所能忍受。因其所含藥物成分,《抱樸子》為丹砂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雄黃、白礬、曾青、磁石;《諸病源候論》為石鐘乳、硫黃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脂。儘管自魏至唐,其配伍方劑,至少不下十餘種,莫衷一是,但都離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礦石等燥熱上亢類藥。所以服藥以後,要行散,要揮發,要冷食,要靜息,純係自虐,不得安寧。否則,藥性散發不出,就會出大問題,這才使得長孫無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騎,要陛下回宮將養。

既然服藥如此受罪,為什麼還自討苦吃?因為,在古籍《神農本草經》中,這些藥石被視為“輕身益氣,不老延年”的上品。在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等傳統醫學書籍中,更認為其具有壯陽及治療陽痿的功效。所以,古人服用“五石散”,實際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“偉哥”作用。唐代孫思邈的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,有“貪餌五石,以求房中之樂”的說法,也證明瞭當時人服藥風氣所為何來。

而據荷蘭人高羅佩的研究,在其《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》一文中,證明瞭性行為和延長生命力的依存關係,這兩種古老文化是相互影響著的。對李世民來說,當然中西合璧,各取其長。一方麵,魏晉時何晏、王衍的“五石散”及其衍生產品,得以再度弘揚;另一方麵,胡僧那羅邇娑寐、盧伽阿逸多的金丹,得以成氣候而光大。其根本原因,就是這種不死藥,本土的也好,進口的也好,不但起到長生不老的作用,還能具有壯陽固本的作用,這正是李世民對付三宮六院所求之不得的。

唐太宗的後宮裡,有多少佳麗,已不知其詳。但其建製,肯定要較他為秦王時,大大擴編。然而,這好像還不能滿足他的性需求,趙翼的《廿二史劄記》載:“太宗殺弟元吉,即以元吉妻為妃。”玄武門之變後,他很快將他的弟媳,那位漂亮的小楊妃,納入他的後宮,寵愛有加。現在已查不出來,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,是不是夾雜著一點男人的性動力在內。那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,他不僅垂涎,很可能早就下了手,否則不可能很快生了一個兒子李明,封曹王。倘不是受到阻攔,甚至要立李明的娘為皇後呢!

同是趙翼的《廿二史劄記》載:“廬江王瑗以反誅,而其姬又入侍左右。”廬江王李瑗係李淵兄之子,因從李建成謀反伏誅,他馬上將李瑗身邊最美麗的侍姬,收之內廷,歸為己有。一次,還向黃門侍郎王珪炫耀,問他知道這個美人是誰。“李瑗殺其夫而納之。”下麵冇有說出來的話,就是如今我殺了李瑗,她複又歸之於朕。王珪能對這位好色的帝王說什麼呢?

而據《資治通鑒》載:“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,年十四,上聞其美,召入後宮為才人。”看來,他對於女人,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。結果這個才人,在後宮三千粉黛中,並不能時常受到寵幸,她就瞟上了他的兒子李治,後來成為他的老婆。所以,民間遂有“臟唐臭漢”甚為不雅的負麵評價,應該是和這些宮廷穢聞分不開的。

從這位具有胡人血統的李世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原始民族的性習慣、性觀點看,仍保留著恩格斯在《家庭,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》一書中,所述及的早期社會形態的“普那路亞婚”和“劫掠婚”的野蠻性風俗,大概不錯。因此,他特彆不在意、不在乎中原地區的家族輩次、姻親血緣的倫常。這種**行為,他是不以為意的。所以,他活了50歲,以如此短促的生命週期,卻高頻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,21位公主。若夭殤計算在內,當更多一些。

所以,他聲討秦皇漢武求仙長生的同時,半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地求助於不死藥。

在唐代,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,一麵唱高調,大批判,一麵犯糊塗,做蠢事。說一套,做一套,最終死於餌食丹藥上。而且,他開了這個頭以後,他的繼承人,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武宗、宣宗等帝,幾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,一個接一個地走上他的這條餌藥致死之路。

由於求不死而死,由於餌藥石而亡,幾乎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。高祖朝的杜伏威,瓦崗寨式的梟雄,“好神仙術,餌雲母被毒暴卒”;肅、代宗朝的李泌,一個聰明透頂的政客,因“服鉺過當,暴成狂躁之疾,以致棄代”;憲宗朝的李道古,一個方士掮客,逢人推銷不死之藥,他自己也“終以服藥,嘔血而卒”。(《舊唐書》)

作為整個社會中最不安生的一群,最敏感、最激情、最衝動的一群,文人怎麼不為風氣所動,怎麼能自外於這個大潮流呢?公元840年(文宗開成五年),白居易寫過一首《戒藥詩》,既描寫上層人士求不死的癡迷狂熱,也反映了那時文人熱衷此道的趨之若鶩:

暮齒又貪生,服食求不死。朝吞太陽精,夕吸秋石髓。徼福反成災,藥誤者多矣。以之資嗜慾,又望延甲子。天人陰騭間,亦恐無此理。城中有真道,所說不如此。後身如身存,吾聞諸老氏。

白香山的這首《戒藥詩》,彆看他站得很高,想得很開,說得漂亮,唱得好聽,其實詩人本人,也是服食不死藥的堅定分子。公元837年(開成二年),老先生的一首《燒藥不成命酒獨醉》五律,就是詩人的不打自招了。實際上,他和李抱真、杜伏威、李道古、李泌一樣,也曾經在自家院子裡煉丹熬藥的,不過規模要小一點罷了。如果說大臣們是工廠化生產,詩人們就是小作坊作業,而且因為燒丹不成,詩人很感鬱悶,隻好靠家鄉的河東桑落酒,給自己增加一點殘剩之愛、一點敗破之情,和堅壯不起的一點陽剛之氣了。

老文人的可憐掙紮啊!這些年來,一些文章過氣,風流已逝,歲月不再,齒豁臉皺的老前輩、老名流、老領導、老作家,看紅顏彆抱,忍歡場冷落,那一對酸出醋汁來的昏花老眼裡,流露出相當難熬的痛苦光景。可文人,隻要上了文壇這輛公共汽車,就是到站了,也不肯下車,還努力朝齒白唇紅、胸豐臀滿的美女作家那邊湊過去。白居易的詩,就是這種心態了。

白髮逢秋王,丹砂見火空。不能留姹女,爭免作衰翁。賴有杯中綠,能為麵上紅。少年心不遠,隻在半酣中。

宋人葉夢得的《避暑錄話》,提到白樂天,揭了老詩人的一點底。說他“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,賞物大深,猶有待而後遣者,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”。白居易自分司洛陽以後,在履道裡定居下來,為了自娛自樂,府邸裡還設了一個私家歌舞伎班。葉夢得提到的這兩位漂亮小女子,一位叫小蠻的,善歌,一位叫樊素的,善舞,既是班中主要演員,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鐘愛。

我想,詩人比不上唐太宗,可以延請外來的和尚煉丹,隻好自己點火添柴,配藥加料,察看火候,圍爐巡視。為這些歌舞班裡的紅粉知己,老先生也必須要造藥,要服藥,以便貼身嗬護,老樹開花。

雖然累一點,可自有古代“偉哥”所提供的樂趣。老實說,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快樂生活,遠非當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。如今文人有錢者雖然很多,但要讓他辦一個隻侍候自己的文工團,恐怕還冇有這等氣魄。第一,中國當代富翁級作家,多為農民出身,很難領會、更難學會白居易這種貴族式的精神享受;第二,雖然捲起的褲腳是放下來了,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淨,小農經濟思想也不是三朝兩夕就能根除。在他們看來,如果公家不肯出錢,自掏腰包,還不如多找幾位三陪小姐,打打茶圍,來得經濟實惠呢。

他在寫《戒藥詩》的前一年,公元839年(開成四年),詩人這年68歲,患了風痹症,估計當為帕金森氏綜合征。終於萬般無奈,忍痛割愛,將這些青春貌美、鮮活亮麗的小女子,一一送出履道裡他的公館,垂淚而彆。因此,在放遣諸妓以前,年近古稀的老爺子,**未減,雄心不已,恐怕離不開這種“資嗜慾”和“延甲子”的壯陽藥。

由於朝野上下求不死藥的風氣盛行,由於文人學士服強壯劑的時尚大興,相對來說,因為服藥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。70歲時的白居易,有一首《思舊》詩,一下子讓我們看到,至少他的朋友,如元稹,如杜元潁,如崔群,如韓愈,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,成為不死藥的犧牲品,從此人鬼異途,陰陽阻隔。這位老人家不禁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會班子,放走那幾位小姐,而能苟存下來,自然要額手稱慶的了。

閒日一思舊,舊遊如目前。再思今何在?零落歸下泉。退之服硫磺,一病訖不痊。微之煉秋古,未老身溘然。杜子得丹訣,終日斷腥膻。崔君誇藥力,經冬不衣綿。或疾或暴夭,悉不過中年。唯餘不服食,老命反遲延。況在少壯時,亦為嗜慾牽。但耽葷與血,不識汞與鉛。饑來吞熱麵,渴來飲寒泉。詩役五藏神,酒汩三丹田。隨日合破壞,至今粗完全。齒牙未缺落,肢體尚輕便。已開第七秩,飽食仍安眠。且進杯中物,其餘皆付天。

有人說服硫黃的退之,不是韓愈,因為韓愈是個聖人,聖人不乾這種非聖人的事。但據近人陳寅恪考證:

如元稹杜元潁崔群,皆當時宰相藩鎮大臣,且為文學詞科之高選,所謂第一流人物也。此詩中之退之,固舍昌黎莫屬矣。考陶穀《清異錄》載昌黎以硫磺飼雞男食之,號曰“火靈庫”。陶為五代時人,距元和長慶時代不甚遠,其說當有所據。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,則疑當時士大夫為聲色所累,即自號超脫,亦終不能免。

其實,也不必為聖人諱。聖人也是人,也有七情六慾,這一點,陳寅恪的見解,十分精辟。且不論中國文人的矯情偽飾,佯狂張致,心口相忤,言行不一,心、口、手、筆之四點不能成一線,從來就是如此這般。若以總體而論,當這些文人處於一個時代的大背景下,除具特彆異秉的極個彆者,幾乎無一能在風氣之裹挾下,開頂風船,逆行不止;同樣,也幾乎無一能在潮流之沖決中,砥柱中流,悖勢而動。“雲橫秦嶺家何在,雪擁藍關馬不前”(韓愈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三相》),踟躕前行的韓愈,能有這種大智大勇嗎?

這使我想起有一個時期,簡直不可思議的,冇有號召,冇有動員,冇有開大會,也冇有聽傳達。忽然間,打公雞血,喝紅茶菌,站鶴翔樁,作甩手療,乃至於耳能聽字,眼能透視,特異功能,五花八門,凡諸如此類的荒謬,無不望風披靡。現在想想,與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藥行為,從本質上來講,究竟存在著多大差彆呢?

以今度古,或以古度今,本來,孔孟之道,講求中庸,但中國人要是一窩蜂起來,常常是相當不中庸的。尤其被蠱惑到集體無意識的程度,往往歇斯底裡到無所不用其極,往往偏激彆扭到毫無理性可言。所以,風氣這東西,潮流這東西,引導得好,有助於社會進步,引導得不好,變成一股禍水,那一定會貽害無窮的。

唐朝的不死藥,雖然已是陳年往事,一個曆史的笑話而已。但為什麼興起之勃,勢頭之盛,邪惡之廣,為患之深,確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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