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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國文說唐(書號:1177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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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認卷(ZC) 唐朝的聲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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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清照在她那篇最為直言不諱的批評文章《詞論》的開頭,講了一個唐朝歌者的故事,很精彩,很提氣。

開元、天寶間,有李八郎者,能歌擅天下。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,榜中一名士,先召李,使易服隱姓名,衣冠故敝,精神慘沮,與同之宴所。曰:“表弟願與坐末。”眾皆不顧。既酒行樂作,歌者進,時曹元謙、念奴為冠,歌罷,眾皆谘嗟稱賞。名士忽指李曰:“請表弟歌。”眾皆哂,或有怒者。及轉喉發聲,歌一曲,眾皆泣下。羅拜曰:“此李八郎也。”

李肇的《唐國史補》也有類似記載。

李袞善歌於江外,名動京師。崔昭入朝,密載而至。乃邀賓客,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,以為盛會。昭言有表弟,請登末座,令袞弊衣而出,滿坐嗤笑之。少頃命酒,昭曰:“請表弟歌。”坐中又笑。及喉囀一聲,樂人皆大驚曰:“是李八郎也。”羅拜之。

李清照的《詞論》,所以從李八郎講起,她是強調,詩和詞,作為一門藝術,不僅僅是文學的,更是音樂的。對歌手而言,字正腔圓,可唱是第一訴求。對詞作而言,必須琅琅上口,能夠唱出來,方算合格。

因此,詞對聲韻的考究,勝過對文義的推敲。那時,李清照二十出頭的年紀,才高氣盛,說話不留餘地。對當代名家,甚至對歐陽修,對蘇軾,也不怎麼放在眼裡。她說:“蓋詩文分平側,而歌詞分五音,又分五聲,又分六律,又分清濁輕重。”在她眼中,這班大師的作品,雖然文義不錯,但是音律不諧。她調侃之曰:“則不可歌矣。”並放言“詞彆是一家,知之者少”。這一句,把北宋詞壇,統統否定。

這小女子,實在夠有勇氣的。

在宋代,詞可唱,在唐代,詩也可唱。

那時的印刷術不發達,而詩人很多,詩的產量也很高。如果隻是停留在文字上,依賴於書籍的傳播,流通範圍是相當有限的。而詩集的出版,可不是如今花幾個錢,買個書號那樣簡單。印書是一種奢侈,一種高消費。寒酸文人籌措大筆資金,自費出書,談何容易?因此,即使很有名氣的詩人,也得靠這些男女歌者,詠他們的詩,唱他們的詞,這才能家弦戶誦,把自己推銷出去。所以,唐代為中國音樂史、詩歌史上雙雙豐收的時期,也是歌唱家最吃香、最光彩,詩人最張揚,或者還可以說是最牛皮的時期。

道理很簡單,詩人推動著歌手這個行業的興盛,歌手促進著詩詞這門藝術的繁榮。唐朝的詩人,要買歌手的賬,同樣,唐朝的歌手,也很買詩人的賬。歌手冇有詩人的詩,出不了名,詩人冇有歌手的唱,成不了名,這是個互相需求的關係。特彆有些歌手,專門唱某位詩人的詩,合作久了,那關係更密切、更親近。例如:

岐王宅裡尋常見,崔九堂前幾度聞,正是江南好風景,落花時節又逢君。(杜甫《江南逢李龜年》)

唱得涼州意外聲,舊人唯數米嘉榮,近來時世輕先輩,好染髭鬚事後生。(劉禹錫《與歌者米嘉榮》)

前詩中的李龜年,後詩中的米嘉榮,都是當時聞名遐邇的歌手,也是詩人的莫逆之交。而米嘉榮,更是從烏茲彆克斯坦,撒馬爾罕西南的米國來長安獻藝的洋歌手。由此想見,當時長安城裡的東市、西市的歌手,類似三裡屯的歌廳、迪廳、酒吧、KTV裡,吃演藝飯的唐代“京漂一族”,不僅有中土人,還有西域人。在這樣華夷雜處、中外合璧的聲色世界之中,唐詩跳出書麵文字的羈絆,是一門益之以聲韻、旋律、伴奏、表情,邊歌邊舞,以聲音為表現手段,既有讀者,更有聽眾的藝術。

唐玄宗李隆基,能寫詩,更喜唱詩。凡搞文藝晚會,這是不能少了的節目。開元中葉,海內昇平,某年某月,沉香亭畔,牡丹盛開。他興致一來,便偕楊玉環作月夜之遊。這位算得上中國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,一句話吩咐下去,燭光如炬,夜色如晝,那姹紫嫣紅的花朵,那千嬌百媚的美人,相互輝映,彆有情趣。一般來講,出身於農民階層的統治者,天一黑,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於室內的床上作業。但唐玄宗,隴西貴族子弟,非蠢淫之徒,頗懂得一些風雅。於是,把這場宮廷裡的燭光派對,搞得極有詩情畫意。這種場合,湊趣的詩人、酬應的詩作,如同藥中的甘草,菜中的味精,是不可或缺的,於是文人就派上用場了。

上曰:“賞名花,對妃子,焉用舊樂詞為?”遂命龜年持金花箋,宣賜翰林學士李白,進《清平調》詞三章……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,遂促龜年以歌。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,酌西涼州葡萄酒,笑領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,每曲遍將換,則遲其聲以媚之。(李浚《鬆窗雜錄》)

那天,李大師事先喝得高了一點,轎子將其抬到宮內,“猶苦宿酲未解”,懵懵懂懂,不知所雲。但到底是天才,援筆即成。儘管醉了,打著酒嗝,寫出來的詩,卻能表達出那個時代的風采。《清平詞》三首,現在讀起來,仍是富麗堂皇的盛唐氣象。

大氣、高昂、雍容、華彩,是唐朝聲音的特色,也是那個時代精神的實質。

每個時代,都有其相對應的聲音表征。譬如,20世紀60年代,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會讓你想起三麵紅旗,浩浩蕩蕩。所以,宋人李清照女士,很不滿意宋詞之不可歌,遂著《詞論》以正視聽。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論,當代文人所寫的舊體詩詞,就讓人不敢恭維了。除了五言為五個字,七言為七個字,冇出數學錯誤外,能如美國流行音樂RAP,能如順口溜、蓮花落、快板書、三句半,合轍押韻,**不離十,可以說而唱之,也就謝天謝地了。

因此,說唐,不能不說唐詩。而說詩,不能不說李白。而說李白,在他全部作品中,不能不說他這首飲酒歌。

人生得意須儘歡,莫使金樽空對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儘還複來。

鐘鼓饌玉不足貴,但願長醉不複醒。古來聖賢皆寂寞,惟有飲者留其名。

五花馬,千金裘,呼兒將出換美酒,與爾同銷萬古愁。(李白《將進酒》)

這首他的代表作,是表現唐人風流的詩,也是他放縱不羈的性格之歌。必須交給一位出色的歌手,持卮而唱,淋漓儘致,聲情並茂,酒酣耳熱,方能唱出詩人的豪邁。而從“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”,到“岑夫子,丹丘生,將進酒,君莫停,與君歌一曲,請君為我側耳聽”,能唱得舉座皆驚,心惕神勵,撫髀擊案,胸膺和鳴者,除了李清照《詞論》裡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,再無彆人。

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,五代王仁裕的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也講到了她。

念奴者,有姿色,善歌唱,未嘗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當席顧眄,帝謂妃子曰:“此女妖媚,眼色媚人,每囀聲歌喉,則聲出於朝霞之上,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。”宮妓中帝之鐘愛也。

念奴,皇室歌舞團中的大牌歌星,李隆基的“鐘愛”。一位歌手,在最高權力者那裡,夠這兩個字的級彆,非同小可,其禦用性質不言而喻。她人美藝高,聲色俱佳,人長得漂亮,歌唱得更漂亮。彆看意大利的帕瓦羅蒂能唱到高音C,也就是簡譜兩個點的“DO”,就讓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,唐代的這位女高音,其音域之寬之高之廣,估計那位歌唱巨匠,也望塵莫及。據野史載,有一次,玄宗駕幸灞橋,萬民歡騰,聲震天日。有近侍進言,若能令念奴引吭高歌一曲,其聲所至,四野屏息,則微風拂柳之音,河水流逝之聲,陛下也會聽聞。一試果然,證明其穿雲裂石、金聲玉振的歌喉,確非虛言。也難怪具有藝術稟賦的帝王,為之傾倒而“鐘愛”了。

此說或係誇張,但詞牌之一《念奴嬌》,因為“其調高亢”為她所擅長,成為她的主打歌曲,遂以她名為名,口口相傳,直至今天,都是眾所周知的。我也納悶,那時冇有作協、音協搞排行榜,搞金像獎,冇有電台、電視台搞十大金曲及四大天王之類的評比,怎麼她能獲得以個人名為歌曲名的光榮?顯然,這中間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權威人士說了話,才讓她擁此不朽聲名。在唐開元期間,那唯一的誰也不敢反駁的人物,我想,該是那有工夫讚揚一位小姐的眼睛,還有興趣發表一番音樂評論的、日理萬機的萬乘之尊了。

金口玉言,自然他說了算。

這件事唐玄宗乾得出來。第一,他有這份藝術鑒賞力,不是抖小聰明、小機靈,玩小花活兒。第二,他也有這份風流,堂而皇之,不扭扭捏捏,光天化日,不遮遮掩掩,直截了當,不假模假式,敢作敢當,不矯情裝蒜,半點不想隱諱對這個歌手的“鐘愛”。

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。

李隆基不是好皇帝,但他真風流,很個性。唐以後的宋元明清諸朝,休說一國之主了,連稍稍有點權勢、有點身份、有點級彆的臣宰員吏,藩台府臬,也隻敢偷偷風流,絕不敢公開浪漫。兩塊“肅靜”“迴避”的牌子,在前麵開道,臉部肌肉若不硬不僵,也不對稱啊!

於是,凡官必擺譜,走路邁方步,有權必拿架,張嘴說官話。於是,不苟言笑,喜怒不形於色,不讓人猜透他心裡的想法,便是官員們的標準麵孔。因此,說他是活著的屍首,可以;說他比屍首多口氣,也可以。他們即使想將這個漂亮歌唱家搞到手,也絕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樣本色,那樣瀟灑,那樣性情率真。“哇噻,這小妮子的一雙媚眼,真能放電啊,讓朕實在有點吃不消呢!”

這一點,你得佩服李隆基,你得佩服唐朝出現的這種大氣,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張揚放肆的精神。據《舊唐書》說,這個玄宗:

聽政之暇,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,音響齊發,有一聲誤,玄宗必覺而正之。號為皇帝弟子,又雲梨園弟子,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。太常又有彆教院,教供奉新曲。太常每淩晨,鼓笛亂髮於太樂署。彆教院廩食常千人,宮中居宜春院,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,又新製樂譜。每初年望夜,又禦勤政樓,觀燈作樂,貴臣戚裡,借看樓觀望。夜闌,太常樂府縣散樂畢,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,歌舞以娛之。若繩戲竿木,詭異巧妙,固無其比。(《舊唐書·誌第八·音樂一》)

唐代宮廷的禮儀樂隊,共分十部,每部又分為坐位和立位,整個加在一起,足有數千名樂手。這時的玄宗,我覺得更像那個日本人小澤征爾,在指揮著一個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龐大的交響樂團。因此,李隆基恐怕是中國曆史上最能玩鬨,而且玩鬨得絕對正點的皇帝了。唐朝的聲音到開元達到峰巔,與他有著莫大的關係。如果說,李世民23年的貞觀之治隻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話,那麼,在李隆基的統治下,29年的開元之治,纔算是正式的演出。中國文化史上的名詩人、名畫家、名歌手、名樂手,幾乎都在開元年間聯袂出現。西方曆史上,也許隻有15世紀的文藝複興,差可比擬。

應該看到,唐玄宗如此大排場、大鋪張,除了雄厚國力的支援,承平歲月的逸樂外,就其個人而言,是與他沉溺聲色、生性放蕩、縱情恃性、不拘形跡的胡人血統分不開的。魯迅說過,“唐代帝王,大有胡氣”。這胡氣,還不僅僅是唐高祖李淵的從母為隋文帝的獨孤皇後,據此判斷,李姓皇帝帶有鮮卑或拓跋的尚未馴化的民族本性。而且,將來有朝一日,挖開乾陵,查一查DNA的話,匈奴、羯、羝、羌的基因,在李姓帝王的遺骸裡,可能都混有一點的。

因此,一方麵,唐代與前朝、與後代采取了絕不相同的對外政策,張開懷抱,展闊胸襟,以海納百川的氣魄,去擁抱整個世界;另一方麵,中土的華夏正聲,已不能適應豐富多彩的盛唐氣象,它需要新的音樂元素,需要新的旋律、節奏、聲韻、調式,使唐朝的聲音更宏大,更壯觀,也是勢之所趨。於是,大肆擴張的胡風胡氣,從未像唐朝這樣,如水銀瀉地,無孔不入地進入中土,其潮蜂擁而至,其勢銳不可當,其變化不可遏止,其影響波瀾壯闊。

從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四的《李謩》篇,這一個極不起眼的小故事裡,也能看出胡樂逐漸融入聽覺主流時,新舊力量的碰撞,此消彼長的爭鬥,也是一個相持不下的過程。但是,舊日的風韻,不管你多麼惋惜,終於是要淡出的。而新時代的聲音,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,不請自來,登堂入室,這是一種曆史的必然,也是萬事萬物新陳代謝的必然。像李謩這樣一位在教坊中,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,也不得不在時風的感染下,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,注入新腔。一是潮流所至,二是飯碗所逼,這位名笛手無法抱殘守缺,誓不與時代同步。

有一次,在越州鏡湖,也許是紹興的鑒湖吧?眾人泛舟於碧波萬頃之上,喝花雕酒,吃茴香豆,聽這位長安特邀而來的吹笛國手,獨奏其拿手的《涼州》一曲。頓時,“昏噎齊開,水木森然,彷彿如有鬼神之來,坐客皆更讚歎之,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”。在座知音,擊節讚歎,偏有一位老者,不發一言。李謩認為他看不起自己,又“作一曲,更加妙絕,無不賞駭”。但這位老人,仍舊隻是微微一笑,不置一詞。李謩沉不住氣了,“你這是瞧不起我呀,老先生,難道你是此中老手?”

獨孤生乃徐曰:“公安知仆不會也?”坐客皆為李生改容謝之。獨孤曰:“公試吹《涼州》。”至曲終,獨孤生曰:“公亦甚能妙,然聲調雜夷樂,得無有龜茲之侶乎?”李生大駭,起拜曰:“丈人神絕,某亦不自知,本師實龜茲之人也。”又曰:“第十三疊誤入水調,足下知之否?”李生曰:“某頑蒙,實不覺。”獨孤生乃取吹之。李生更有一笛,指試以進。獨孤視之曰:“此都不堪取,執者粗通耳。”乃換之,曰:“此至入破,必裂,得無吝惜否?”李生曰:“不敢。”遂吹,聲發入雲,四座震況,李生蹙躇不敢動。至第十三疊,揭示謬誤之處,敬伏將拜。及入破,笛遂敗裂,不複終曲。

這無疑是一次複古派的勝利,但故事的結局,卻並非如此。

明旦,李生並會客皆往候之,至則唯茅舍尚存,獨孤生不見矣。越人知者皆訪之,竟不知其所去。(出《逸史》)

勝利者的子虛烏有,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收場,頗有點調侃的味道。正如李清照《一剪梅》中“花自飄零水自流”句,古老的、垂暮的、完成了曆史使命的,無論是人、是事、是物,或是一種精神,哪怕具有再美好的願望,該終結的、該衰朽的,或者該完蛋的,也總是要消失在天際的,那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。

所以,王之渙詩《涼州詞》有雲:“羌笛何須怨楊柳,春風不度玉門關。”這位笛子名家李謩,終於改用來自西域的羌笛。同樣,杜牧詩《寄揚州韓判官》也雲:“二十四橋明月夜,玉人何處教吹簫。”隻有夜深人靜才能聽到的洞簫,也被改良的樂器“尺八”所代替。正如最近入選聯合國“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”的古琴一樣,中土的傳統樂器,由於音量的侷限,註定了其逐步邊緣化、雅玩化的式微前途。

因此,魏晉時的嵇康,判了死刑,上了法場,在千百名看熱鬨的市民圍觀下,抬來桌子,鋪上檯布,還要架上焦尾琴,彈一曲《廣陵散》,絕對是後人的誇張之筆。古琴,隻宜士大夫在書齋裡,寫不出文章時;小姐在繡房裡,找不到對象時;文學大師在府上,發現無人捧臭腳時,撫一曲《流水操》,聊以自慰。除非司馬昭派電工給他接上電子音響,嵇康想在殺頭前作閉幕秀,是做不成的。

於是,長安城裡,自關隴直至中土,宮廷上下,自君王直至百官,無不陶醉於來自西涼、龜茲、疏勒、高昌,甚至更為遙遠的域外音樂,無不耽迷於富有表現力的羌笛、胡笳、觱篥、羯鼓等胡人樂器。這樣,使得唐朝的聲音,出現前所未有的生氣。

而在諸般樂器中,最強烈、最狂放、最亢激、最為玄宗所愛者,莫如羯鼓。

玄宗性俊邁,不好琴。會聽琴,正弄未畢,叱琴者曰:“待詔出!”謂內宮曰:“速令花奴將羯鼓來,為我解穢。”(王讜《唐語林》)

羯鼓出外夷,以戎羯之鼓,故曰羯鼓。其聲焦殺鳴烈,尤宜促曲急破,作戰杖連碎之聲。又以高樓台晚景,明月清風,破空透遠,特異眾樂。(南卓《羯鼓錄》)

李龜年善羯鼓,玄宗問卿打多少杖。對曰:“臣打五千杖訖。”上曰:“汝殊未,我打卻三豎櫃也。”後數年,又聞打一豎櫃,因錫一拂枚羯鼓卷。(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五,出《傳記》)

一個皇帝,練他的羯鼓,鼓槌打斷了好幾個櫃子,其執著,其專注,其孜孜不倦,你不能不敬佩。人們也許可以指責他一千個不是,痛斥這個如此不務正業的帝王。但是,有一條,或許是更為重要的,這種在羯鼓上的投入、專心,不管不顧地我行我素,他在精神上的無禁忌,他在心靈上的無拘束,他的個性自由,他的特立獨行,他的不達目的、誓不罷休的精神,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,他的找他想找的快樂,那種敢作敢為的丈夫氣概,可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能具有的。他用他的鼓槌,在羯鼓上敲擊出唐朝的聲音,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國曆史上,敲出了開元之治28年的輝煌。元稹詩《行宮》曰:“白頭宮女在,閒坐說玄宗。”衝這一個“說”字,就值得我們對他刮目相看。

在中國曆史上,每個朝代,都有特定的聲音表情。或剛強、或柔弱,或暴烈、或萎靡,或氣宇軒昂、或低三下四,或殺氣騰騰、或哀鴻遍野。冇有一個朝代,比得上唐朝所發出來的聲音,那樣華彩美妙,那樣大度充實,那樣豐富融和,那樣令人感到心胸開闊,以致後來的中國人,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為“盛唐”。

一千年後的今天,這些已經相距十分遙遠的盛唐之音,仍然使我們感奮,使我們嚮往,甚至還受到一些鼓舞,這實在是值得後人琢磨的曆史現象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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