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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國文說唐(書號:1177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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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認卷(ZC) 唐朝的釘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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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10月,魯迅在《北鬥》雜誌上,發表了一篇雜文,題目就是這個《唐朝的釘梢》。

他在文中寫道:“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,首先第一步,是追隨不捨,術語謂之‘釘梢’。‘釘’者,堅附而不可拔也,‘梢’者,末也,後也,譯成文言,大約可以說是‘追躡’。”

“釘梢”,為上海方言,這是清人徐珂在其《清稗類鈔》中說的。“釘梢,躡行人後,左則左之,右則右之,跬步不離之謂也。今則專適用於男子追隨女後之稱矣。”看來,作為“君子好逑”的這種直率手段,最早,大概僅能侷限於滬上一地。因為,這種西方人表達感情的方式,隻有生活在上海灘的人,纔有可能耳濡目染,纔會如此毫不掩飾地在大馬路上緊追小姐不捨。

徐珂著書時,中國還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下,上海的勇敢者敢於“釘梢”,社會風氣和公眾輿論,能夠容忍“釘梢”,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思想的進步,一種對於封建禁錮的突破。應該看到,魯迅在少爺和小姐前麵,加上“摩登”二字,這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。冇有大環境的“摩登”潮流,冇有勇敢者的“摩登”意識,大街上不會看到男追女逐的“釘梢”行為。

假如,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的孔孟之道,男女授受不親的程朱理學,仍舊牢牢桎梏著人們的精神,你借給這位少爺膽子,他也不敢跟在一個不相識的小姐後邊套近乎。當然,冇有相對穩定的歲月,冇有相對溫飽的生活,四麵楚歌,饑寒交迫,惶惶然不可終日,即使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,捧心而過,之二的王嬙,含情而來,這位少爺也不會生出“釘梢”的衝動。相反,路邊攤的大餅油條,小吃店的生煎饅頭,店鋪炸油餅的大鍋,可能更使他饞涎欲滴。

因此,這最早的浪漫,始於西風東漸的上海,始於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,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對於這最早的勇敢者,我表示欽佩。那時中國的青年人,在封建禮教、儒家倫理的高壓下,愛不敢愛,恨不敢恨,活得怪可憐的。

清末民初的上海,是當時中國最發達,也是最洋氣的城市。有一位廣東籍的作家吳趼人,當時在上海辦小報,混飯吃。以“我佛山人”的筆名,寫了不少名媛貴婦交際花的豔聞、達官豪商風流客的趣事。那張園盛會,花前月下,尋芳覓俊,紳士淑女,鶯歌燕語的場麵,那跑馬比賽,玉馬雕鞍,男追女逐,霓裳歌舞,蝶飛蜂浪的風景,可以想象,在大家還拖著辮子的時代,大庭廣眾,光天化日,摩登少爺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“釘梢”行為,對愚塞的國人而言,你不能不估計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。

魯迅的文章,是由《花間集》中一首詞引起的。他說:“一向以為(‘釘梢’現象)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,今看《花間集》,乃知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。”

詞如下:

晚逐香車入鳳城,東風斜揭繡簾輕,慢回嬌眼笑盈盈。訊息未通何計是,便須佯醉且隨行,依稀聞道太狂生。(張泌《浣溪沙》)

在中國這塊土地上,不論什麼大事小情,隻要盛行起來,連阿貓阿狗也介入,如阿Q那樣高喊我要革命的熱烈,放心吧,會慢慢演變,會徹底變質。“釘梢”一事,民國以後,大都成為戲子坤角、妓女嫖客的遊龍戲鳳了。

小市民意識,其實就是某種意義的精神染缸,優雅的事物,高尚的境界,隻泡進去一鍋煮,也就必然統統成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塗糨子。結果,風流和下流混淆不分,“釘梢”與“盯騷”化為一談。這最早的浪漫和詩意,便化為百分百的低級趣味。

到魯迅寫這篇《唐朝的釘梢》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,“釘梢”每況愈下,更是不成氣候,唱主角的,已非當年的摩登少爺和摩登小姐,而是魯迅筆下出現的,那個毫不知恥地宣佈“弗軋姘頭,到上海來做啥呢”的“上海人叫孃姨,外國人叫阿媽”的阿金了。於是,在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隨、死皮涎臉、勾搭不捨、打情罵俏的場麵,就尤加不堪入目了。

所以,魯迅將張泌這首詞,譯成白話文,便帶有三十年代的市民氣息了。

夜趕洋車路上飛,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,顯出腿兒肥。亂丟俏眼笑眯眯。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?隻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,好像聽得罵道“殺千刀!”

這種以上海為發源地的,有著旖旎風光,有著十足風情,令人遐思綺想的唐朝“釘梢”,也如魯迅當年跑到西安,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樣,這唐朝的“釘梢”,也徹底變質了。

中國人,喜歡把事情搞到極致,一旦搞到極致,也就走到頭了。官場如此,文壇如此,大人物如此,小八臘子也如此。作家、詩人,過去的、現在的,誰也不能例外。

作這首吊膀子詞的張泌,據近人李一氓氏的考證,不一定就是後來由南唐仕宋的中書舍人。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,確鑿無疑。魯迅由這首《浣溪沙》,以為唐朝就有“釘梢”,顯然是一個小小的筆誤。

晚唐,五代詞作為唐詩的餘緒,經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。無論如何,唐朝的浪漫,體現在唐朝的四萬多首詩上;同樣,唐朝的詩,也十足表現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。因此,後世很容易把五代詩歌的浪漫,算到唐朝頭上。固然,冇有浪漫,不可能有詩,冇有詩,也就談不上浪漫。詩和浪漫,猶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麵。但是,到了張泌這一代花間詩人,這種中國人的喜歡極端、喜歡絕對的形而上毛病,又浮上檯麵。他們將浪漫推向了極致,除此以外彆無長物。似乎從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個世紀裡,中國人隻有情,隻有愛,隻有性,隻有色,每個人都處於發情期、求偶期,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?

這樣,透過《花間集》,或是《尊前集》,我們還能嗅出一絲時代的氣息嗎?除了“晚逐香車入鳳城”的快樂外,文學所能表現的曆史,便隻好是空白了。其實,那時中國人之苦難深重、之水深火熱,在一部二十四史中,也是數得著的。而發生在這一時期前後的人食人現象,則尤其駭人聽聞,在世界史中也是極其罕見的。就連非洲腹地,南洋群島的吃人吃慣了的原始部落,那些酋長大人,也是要望塵莫及的。

據唐代張鶩的《朝野僉載》:“隋末荒亂,狂賊朱粲起於襄、鄧間,歲饑,米斛萬錢,亦無得處,人民相食。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,可二百石,煮人肉以喂賊。生靈殲於此矣。”

而據《舊唐書》,黃巢“圍陳郡三百日,關東仍歲無耕,人餓倚牆壁間,賊俘人而食,日殺數千。賊有舂磨寨,為巨碓數百,生納人於臼碎之,合骨而食,其流毒若是”。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,一共吃掉多少人,史無記載。但他“圍陳州,營於州北,立宮室百司,為持久之計”。將朱粲的“舂磨寨”,發展成更大規模的“搗磨寨”,數百(一說三千)巨碓,同時開工,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,流水作業,日夜不輟。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,無論男女,不分老幼,悉數納入巨舂,頃刻磨成肉糜。陳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,擴大原料供應來源,“縱兵四掠,自河南、許、汝、唐、鄧、孟、鄭、汴、曹、徐、兗等數十州,鹹被其毒”。

一個大好的中國,生是讓這位食人狂,食得神州陸沉。降至五代不遠,其餘部仍繼續作惡。“賊首(秦宗權部),皆慓銳慘毒,所至屠殘人物,燔燒郡邑。西至關內,東極青、齊,南出江淮,北至衛滑,魚爛鳥散,人煙斷絕,荊榛蔽野。賊既乏食,啖人為儲,軍士四出,則鹽屍而從。”(《舊唐書》)

在這樣一個屍骸遍野、白骨如山的中國大地上,晚唐、五代詞的總集《花間集》,從第一首溫庭筠的《菩薩蠻》:“小山重疊金明滅,鬢雲欲度香腮雪……”到最後一首李珣的《河傳》:“春暮,微雨,送君南浦……”整本書悉是男情女愛、濃桃豔李、風花雪月、無病呻吟的長詞短令,美則美矣,可除了美之外,你不覺得這些詩人冇心冇肺,在那兒裝孫子嗎?

最差勁的莫過於韋莊,他曾經以關中的大戰亂、大災難為背景,寫了一首千餘言的長詩,題曰《秦婦吟》,因此得名,人稱之為“秦婦吟秀才”。後來,他入蜀為相,正如當下文壇,誰不寫性誰就落伍一樣,他的為民鼓呼的詩篇,到了成都,與流行的花間風格大相徑庭,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難為情,將詩作偷偷藏到不見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。這種受文壇風向的左右,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詩人,是最冇起子的一撥。

這部中國最古老的詞選,成書者趙崇祚生平不詳。據歐陽炯序,可以斷定他是一位五代時的書商、出版家,或者是資深編輯。看他的藝術趣味,倒與當代那些愛“寫”褲襠文學的作家,和愛“出”褲襠文學的出版家,不謀而合,心心相印。趙崇祚對於情愛文字、**隱喻、肉感陳述、猥褻動作,所表現出來的偏執的癖愛,與中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文學精神,是相當不一致的。不過,他還冇有墮落到隻會脫褲子,他還擁有較高的藝術審美水平,這正是《花間集》的價值所在。

從文學史的角度看,這位先生,有其叛逆正統的可貴之處,也有鼓吹**的消極一麵。

《花間集》輯得共十九家,達五百首詞,著力於消閒,熱衷於情致,悉皆卿卿我我、爾儂我儂、香豔感性、華彩都麗的詞曲,稱得上是中國文學中最早的、**之外無他物的一部純軟性讀物。在這部《花間集》中,社會現實被不屑一顧,民間疾苦的結果置若罔聞。詩人躲進象牙之塔養尊處優,而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,具有時代風貌的經典之作,能夠傳唱千古的黃鐘大呂,能夠家弦戶誦的傳世名篇,便統統交了白卷。

據歐陽炯受“衛尉少卿字弘基”(是否即為趙崇祚,已無考)之約,為《花間集》作序,這樣介紹:“有唐已降,率土之濱,家家之香徑春風,寧尋越豔,處處之紅樓夜月,自鎖嫦娥。”炯為孟蜀宰相,蜀亡,後入宋,為翰林學士,這自然是指像他這等官僚階層的浮華生活而言。而五代十國時那些帝王,則更加驕奢淫逸,放蕩墮落。前蜀王衍,終日與狎客詞臣,酣飲賦詩;後蜀孟昶,沉湎於歌舞,放蕩於伎樂;南唐的李璟、李煜,則更是不問國事,隻知醇酒婦人的帝王,耽於安樂,迷於奢縱,一直到國破家亡。所以,侈汰浮靡,**頹唐,是中原戰亂以外相對穩定的邊陲屬國,從統治者到貴族,到官僚階層到士大夫的上層社會風尚。

《花間集》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,作家被潮流吸引,去寫這類香豔文字,讀者被潮流所導向,去買濃詞豔曲。然後,供求雙方的互動,驅使出版家為鈔票拚命,這樣,又對文學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,要錢要名的作家詩人又拚命炮製,惡性循環,便成為一股文學濁流。

中國文人的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盲動,是將任何事情都做到極致、做到完蛋、做到不知伊於胡底的推力。中國文學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救贖的命運,絕非危言聳聽,而是命中註定的必然。要知道中國文人這支隊伍,基本上是由農民和小市民組成的。而農民的短期行為和小市民的投機心理,決定了他們熱衷於寫貴族、寫官員、寫上層、寫白領、寫有錢的老闆,寫以上這各色人等的聲色犬馬。而所有這些從農民和小市民階層走出來的文人,冇有一個不朝思暮想當上假貴族,過上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而幾乎絕大多數的作家詩人,無一不隨波逐流,為時尚和風氣所裹挾。第一個敢寫到肚臍,第二個絕對敢寫到臍下三寸,第三個,二話不說,先脫光褲子再講。

《花間集》之所以能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五代的詩人要稍稍高尚些,不那麼下作和下流。同樣,吳趼人有滋有味地寫了花花世界,固然品格不高,趣味低下;但他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,儘述清朝的顢頇**,列強之壓迫欺淩,世風之江河日下,百姓之民不聊生。這部舒憤懣的力作,也還是令讀者體唸到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激憤的文人,因此能夠與之產生強烈共鳴。

現在回過頭去看五代十國那半個世紀裡的文人,“綺筵公子,繡幌佳人,遞葉葉之花箋,文抽麗錦,舉纖纖之玉指,拍按香檀”(歐陽炯《花間集序》),沉浸在綺筵幽會、含情無語,繡屏燈斜、錦帷鴛被,暮雨朝雲、舊歡新夢,晚逐香車、馳驟輕塵的無憂天堂裡,不過是閉著眼睛,背過臉去,不敢麵對周邊現實的自我陶醉罷了。

幸虧隻是五十多年,要是遷延五百年,中國文學早就壽終正寢了。

到了北宋,就有“唐之文,涉五季而弊”(《宋史·歐陽修傳》)之說。這裡所說的“弊”,也就是對追求綺麗、競作香豔,形成互相效尤的這股潮流的否定。正是這潮流,造成一代作家對於時代、對於現實、對於大多數人生存狀態的失語。

到了南宋,陸遊為當時出版的《花間集》作跋時,憤而寫道:“花間集,皆唐五代時人作。方斯時,天下岌岌,生民救死不暇,士大夫乃流宕至此,可歎也哉!或者,出於無聊耶!”

這種發自良知的聲音,是值得每個為文者深思的。

從魯迅的《唐朝的釘梢》,聯絡到這部《花間集》,一是對於古人寫愛、寫情、寫性之長有所認識,二是對於古人背離時代、背離現實、背離百姓之短有所警惕,如果能給自己一點啟示,那真是大好事了。若如此,也許數百年後,不致被人罵我們這一代文人,對於這個時代的失責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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